中共的「統戰」戰略

本文節錄自《史明回憶錄——第十五章 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侵略政策」》



現已廣為人知的名言：「槍桿子底下出政權」，是出於毛澤東語錄。從中國現代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可以準確察覺到中共強權的本質及政策，真是由「槍桿子」所決定。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其內部鬥爭，或對外部出擊，其決策運籌都離不開以槍桿子作為主導。因此，為了剖析中共極權政府對侵犯台灣問題的基本政策，必須掌握其武力之實際狀況。

雖然是這樣，但在中共決策之中，「黨的領導」、「軍隊」及「統戰」，是其革命勝利與拿下天下的三大法寶，其中統戰是以軍事為背景。現在，中共極權又想運用統戰伎倆來「統一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其統戰手段千變萬化、高深莫測，其終極目標，是在籠絡及擊敗「台灣及其革命的台灣民族主義」，完成其侵佔台灣的原來目的。因此，台灣大眾以及各階層台灣人，對中共的「統戰台灣」，都得有正確且仔細地認識才可。同時，對其「統戰」策略，應避免被誤導於「情緒化」、「盲目化」或「個人自私化」的陷阱，而流於錯誤的判斷。

中共對台統戰，自1974年2月舉行「二二八座談會」（主持人傅作義）開始。1978年2月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呼籲全國軍民準備「解放台灣」，1978年3月5日所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亦提及「一定解放台灣」。這個時期，中共主要是向中國國內人民宣傳「台灣是自古以來就屬中國領土」（事實上，歷來絕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並不認識台灣，例如1948年我在華北時，當地的老百姓就以為台灣「在朝鮮北面」，台灣人是「日本人」）。

然而，自從1979年初，中美建交前後，中共「統戰」的目的與手段，就開始根本上的變化。中共即把1979年以後的統戰時期，規定為「新時期」。即在1978年12月「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具體決定「和平統一台灣」的新政策。繼之，1979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主張「三通」（通郵、通商、通航），並從1980年起，停辦過去每年舉行的「二二八座談會」。所「新時期」，就是一再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統一台灣是台灣同胞普遍的願望，也是全中國人民的神聖使命」。中共黨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於1979年夏，在北京召開「全國統戰會議」（參加者黨員270人，會期20天），在會中，黨中央聲明：現階段統戰稱為「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主要任務是「四化、統一」，並決定「統戰工作八大對象」：

一、人民政協會議與各民主黨派

二、愛國者

三、知識份子

四、民族工作者與宗教工作者

五、舊工商業者

六、台灣、香港、澳門人民同胞

七、華僑

八、外國友好人士

（中共佔領台灣不是為了社會主義，而是要擴大皇上的「獨裁帝國主義」）
李維漢（1948-64年任統戰部長）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我國統一戰線的新階段和新任務」，主張：統戰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法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全國人民同胞必須團結起來，即以「和平方式」實現「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軍事、高科技——周恩來提出）與完成「統一台灣」，成為「新時期統台」初期的理論策略。

但是，到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提出的「三大任務」發展為主，所以「統戰」工作比以前更加受到黨中央重視，統戰論文更是氾濫成河。扼要說來，鄧小平認為「新時期」的統一戰線是「愛國統一戰線」。因為在中國國內贊成共產主義的人固然很多，但在海外不贊成共產主義而愛中國的人更多，「我們把愛國的旗幟舉得愈高，就愈能爭取團結更多的人，包括那些贊成祖國統一，但不贊成共產主義制度的人們」（統戰部長楊靜仁「新時期的統一戰線，1983）。

統戰變成假「愛國的」性格之後，隨之，「對台統戰」乃成為最重要的一環。所以中共除了上述一般原則之外，對台統戰還特別制定下列的「欺騙戰略思想」。即：

一、宣揚中華民族主義、假愛國主義、祖國統一。

二、拉攏民主黨派與「假台灣團體」（台彎民主自治同盟、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等），宣傳台灣統一後，國共兩黨可以共存。

三、重視台灣人民為統台的重要力量。

四、廣泛的拉攏台灣同胞與「假台獨份子」，在祖國統一問題上「尋求共識」，但不能強調社會主義。

五、強調台灣的「統一」是純屬中國「內政」，應由海峽兩岸人民協商解決，外人無權干涉。（謊話連篇）

六、歡迎「假台獨份子」訪問大陸溝通和談。



中共為了研究上述「新」的戰略思想，於1984年初，前後召開十餘次「座談會」（包括「政協」、「無黨派人士」等也被允許參加）。

中共又經過費孝通（黨外的民主同盟副主席）的建議，實施黨內外統戰工作人員的再教育，強化「統一台灣的愛國思想與工作方法」。

早在1978年，中共黨中央就設立了「台灣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相繼由葉劍英、鄧小平、鄧穎超等擔任）。在國務院也設有「對台工作小組」（組長廖承志、姬鵬飛），後來擴展到各省市，改名為「對台工作辦公室」，在黨與政府的實際負責人是羅青長（情報系統高幹）。但是「統台」政策決定權在「黨」中央，上述「台灣工作領導小組」則下設組織、聯絡、安置、接待、宣傳、情報、秘書、總務等龐大的工作單位，可見中共當局重視「統台工作」的基本態度。

從此，中共對台「統戰」地向外工作逐漸活躍，但在海外，卻從居住日本的台僑及華僑為跳板，急於發展到居住美洲（美國、加拿大）的台僑、華僑之間（早在1971年，中共以「保衛釣魚台」為名，在美洲台灣人、中國人之間，建立了「統一派」的組織基礎），其工作與活動日益活躍。

1982年，中美兩國訂定所謂「八一七公報」，當時，中共派遣吳學謙、趙紫陽等高幹，赴美大施壓力，又利用美國總統雷根訪問北京時，說服雷根做「統一和談」（國共統一台灣和談）的調人，並促加速履行「八一七公報」中的減售軍器給在台的中國國民黨的條例。

1983年8月，從美國邀集（籠絡）親共的台籍教授9人（林宗義、蕭欣義、林宗光、劉進慶、邱垂亮、涂照彥、郭煥圭及其他二人），在北平香山飯店舉行「台灣之將來研究會」。此外，普遍招待不少台籍知識份子、學生及一般市民往中國大陸旅遊、講學、舉辦學術講習會等，極盡「統戰」之能事。

中共對「民主」黨派的拉攏也不遺餘力，而且還在各省市施行優待「原國民黨人員」及「台胞」的陰謀，尤其影響力頗大的，更邀請黃埔校友李默庵、宋希濂等人，往北京參加黃埔軍校60年紀念，並成立了「黃埔軍校同學會」。

1984年7月及11月，「黨中央對台辦公室」（負責人吳學謙、主任楊斯德）召開「對台工作與宣傳會議」，會上根據國際形勢與島內情勢的轉變，認為統一台灣問題愈來愈有利，會議要求國內外各級統戰工作機構要抓緊新形勢，把對台灣島內宣傳與一般工作密切結合起來，以期發揮整體力量。並且，根據福建省黨委對台辦公室與台灣省民聯誼會邊寫的有關台灣島內最新情勢的報告，由黨中央宣傳部、黨中央統戰部、台灣省民聯誼會、福建省黨委對台辦公室等做了聯合討論，歸論下列三點紀要，作為今後對島內外工作的重點：

第一點：

針對國民黨黨內外刊物，利用讀者投書、捐款等方式，主導黨內外輿論指向兩岸唱和的目標，更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三通四流」等問題，從國民黨黨內外輿論至立法院掀起熱烈討論，使國民黨當局受到更大壓力。

第二點：

對國民黨黨外各派系及其領導人，徹底了解底細。根據鄧穎超（1902年生，河南人，周恩來夫人，天津女子師範畢業，參加五四運動，北京擔任教師，1925年結婚，參與蔡暢等婦女運動，參加長征，1945年中共全國大會中央委員候補，1976年全人代常務委員會委員）所指示的對台工作原則，即「一宣傳、二交友」，通過國內外管道，與他們建立私人友好關係，並要針對每一派勢力的不同條件，用不用的方式，有形無形的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援，使他們感到不孤立、有後台，能夠更膽大氣壯的對抗國民黨。他們當中某些人與共黨有特殊關係，或與祖國進行經貿往來者，對此，更要參照國務院辦公廳1985年2月24日轉發的「關於福建省開展對台直接貿易問題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給予特別優惠。

第三點：

掌握國民黨與黨外勢力對立日益深化的矛盾，在每一個環節，利用任何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與路線，見縫插針，遇洞灌水，靈活運動，加深矛盾，擴大國民黨與群眾的對立面，抓起另一波高雄事件，為島內（中共的）革命創造有利條件。如果國民黨採取暴力鎮壓，要立刻製造國際輿論，特別是美國輿論，促使美政府對國民黨施加壓力（1985年4月3日，「中共黨中央辦公廳」發表密件）。國務院僑務委員會主任廖暉、國務院外貿工作主任鄭拓影共同負責台灣工作。


中共為了籠絡台灣商人，1980年後半，國務院草擬「獎勵台胞投資辦法」（條文十二條），隨即在福建、廣東等省個別訂定獎勵規定，廈門「台灣工業區」、廣東省「台灣工業區」、海南島「台灣工業區」相繼出現。如果持續發展，台灣島內經濟轉瞬現成為空洞化，而被包括在所謂「大中國經濟圈」內。這等於中共所謂「和平統一」的前奏現象，也能成為「武力犯台」的助力。

台灣一般人，對中共的所謂「統戰工作」總是難以理解其具體真相（其出發點、手段、終極目標）。由上述難得的密件，才能使大家察覺到中共對台的伎倆，更能窺視其要併吞台灣的詭計。

從前述文件之字面看來，往往會錯認中共是站在台灣人這一邊，是為台灣人利益著想的。然而，中共反對台灣的任何獨立、自覺或分離的思想與行動，並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要武力侵犯台灣」等中共的所謂「原則」之下，其統戰戰略的微笑姿態，真是「笑裡藏刀」，表現上笑嘻嘻，其內心卻存有陰險狠毒的「犯台計畫」，所以台灣人無論個人或團體，一不小心立即陷入圈套，難以自拔。

鄧小平一生歷盡中國現代史中眾多的風浪起伏，無可避免地成為中國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知道中國若要成為世界強國，必須「掠取」台灣。他在1980年元旦談話中，公開表示未來十年中，施政的三個最大目標，就是「發展經濟」、「保持安定」、「統一台灣」。結果，到了1989年，鄧小平自己認為大體完成了前兩項工作，然而「統一台灣」的願望不但沒有完成，甚至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卻受到國際上愈來愈強烈的反對，國民黨也擬定了數百億美元高科技武器購買計劃，中華民國又藉諸國際上的交流等情況，都對中共產生更大的刺激。

因此，鄧小平乃更急於使用武力統一台灣。鄧小平在1988年5月會見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時，悄悄提到「台灣問題未能解決，將是畢生的憾事」。四個月後，鄧小平辭去最高的權力地位「中共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但是每個人都知道，鄧小平仍然是中共唯一的最高領導人，他在世期間（1997年死亡），其謀略乃是中共當局必須奉行的最高政策，大幅增加國防經費，大量蒐購先進科技武器，提供共軍作戰將領，以及策劃大規模的侵台軍事演習等。

曾經在黨中央政壇三上三下的鄧小平，最後東山再起接掌政權之後，雖然名義上不在出任黨國領導人，但除了在政壇背後隱密成為軍事領袖之外，就把尋找接班人當作當務之急。他曾指派兩名心腹胡耀邦與趙紫陽為黨領袖，擬以培養接班人。然而，兩人都因政治立場問題（兩人都主張政治民主化，但鄧小平只允許經濟改革化），相繼被鄧小平解除領袖職務，迫使他不得不臨時選擇資歷尚淺的江澤民成為中共權力核心的接班人。



因此，鄧小平既然指定在政治倫理、經驗、威望、人脈等資格都低淺的江澤民為接班人，就得苦心經營，使江澤民負起繼承「大一統」的歷史大業，這不僅是為了保衛江澤民，更是為了維護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不變，而不會立刻受到鞭屍的命運，也是他想要維持共產主義極權國家在中國永久化的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