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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自《史明回憶錄——第十五章 中國共產黨的「台灣侵略政策」》 現已廣為人知的名言：「 槍桿子底下出政權 」，是出於毛澤東語錄。從中國現代史（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可以準確察覺到中共強權的本質及政策，真是由「槍桿子」所決定。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其內部鬥爭，或對外部出擊，其決策運籌都離不開以槍桿子作為主導。因此，為了剖析中共極權政府對侵犯台灣問題的基本政策，必須掌握其武力之實際狀況。 雖然是這樣，但在中共決策之中，「黨的領導」、「軍隊」及「統戰」，是其革命勝利與拿下天下的三大法寶，其中統戰是以軍事為背景。現在，中共極權又想運用統戰伎倆來「統一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其統戰手段千變萬化、高深莫測，其終極目標，是在籠絡及擊敗「台灣及其革命的台灣民族主義」，完成其侵佔台灣的原來目的。因此，台灣大眾以及各階層台灣人，對中共的「統戰台灣」，都得有正確且仔細地認識才可。同時，對其「統戰」策略，應避免被誤導於「情緒化」、「盲目化」或「個人自私化」的陷阱，而流於錯誤的判斷。 中共對台統戰，自1974年2月舉行「二二八座談會」（主持人傅作義）開始。1978年2月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呼籲全國軍民準備「解放台灣」，1978年3月5日所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亦提及「一定解放台灣」。這個時期，中共主要是向中國國內人民宣傳「台灣是自古以來就屬中國領土」（事實上，歷來絕大多數的中國老百姓並不認識台灣，例如1948年我在華北時，當地的老百姓就以為台灣「在朝鮮北面」，台灣人是「日本人」）。 然而，自從1979年初，中美建交前後，中共「統戰」的目的與手段，就開始根本上的變化。中共即把1979年以後的統戰時期，規定為「 新時期 」。即在1978年12月「共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具體決定「和平統一台灣」的新政策。繼之，1979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主張「三通」（通郵、通商、通航），並從1980年起，停辦過去每年舉行的「二二八座談會」。所「新時期」，就是一再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統一台灣是台灣同胞普遍的願望，也是全中國人民的神聖使命」。中共黨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於1979年夏，在北京召開「全國統戰會議」（參加者黨員270人，會期20天），在會中，黨中央聲明：現階段統戰稱為「革命的愛國統一戰線」，主要任務是「四化、統一」，並決定「統戰...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聯合國太平洋方面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發出「委託命令」，命蔣介石解除在台日軍武裝，蔣家國民黨集團卻藉此佔領台灣為其殖民地，乃接收日本留下的「殖民統治體制」並自中國搬來封建腐敗的「官僚體制」及法西斯「特務體制」而派來中國軍閥、特務、官僚、黨棍及買辦台灣人，一開始就無惡不做，並行劫掠強奪之能事，即： 劫掠日人與台灣人所有大小財物為己有，而引起台灣人的社會公憤。 引進中國軍閥法西斯官僚機構，而殖民地的、法西斯的、封建的壓迫剝削台灣，引起台灣人政治上的忿怒。 新外來統治者，當初就大肆亂發紙幣，藉以掠奪米、煤炭、鹽、糖等台灣人日常所需物質而運回中國大陸，招來史上空前的經濟恐慌、物質缺乏、米荒迭起、物價猛漲、失業破產等生靈塗炭，引起台灣人在經濟上的憤懣。 封建、落伍、反動的蔣家國民黨籍團，卻以征服者自居，反而謾罵台灣人為亡國奴、殖民地奴隸，致台灣人燃起民族仇恨。 民間普遍流傳：「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特務蠻橫，無天無地；百姓痛苦，烏天暗地」 如上的忿怒與仇恨，瀰漫於台灣整個社會，並填滿每個台灣人心胸，遂於1947年2月27日爆發「228大革命」的大眾起義大抗暴。 台灣大眾，即以蔣家專賣局警官污吏擊傷女媼，擊斃過路人陳文溪為導火線，激起台北民憤，自然發生大抗暴。次日，又在長官公署廣場示威遊行要求懲兇的台灣大眾，竟遭擊斃數人，並到處遭捕殺，由此燃起抗暴起義的怒火，並燎原全島，自3月1日至7日，台灣各地幾乎全歸台灣大眾武裝所控制。 老奸軍閥陳儀，為了施以緩兵之計，一面假裝協調談和，一面實為鎮壓「奸匪暴徒」，暗向南京請兵求援。 3月1-2日 台灣民眾蜂起，起義的火炬燎燒全島，憤怒的民眾結隊行動，一面敲鑼打鼓，一面高喊：「不出來報仇的不是番薯仔」，市內商店關門罷市、工廠罷工、學校罷課，家家關門閉戶，近郊交通開始斷絕。公賣局、台北車站的民眾與武裝憲警正面起衝突，在機關槍的亂射下死傷者不可計數，警察攜帶武器四處逃竄，警察局到處被台灣民眾放火搗毀。同時民眾湧進台北公園裡的「台灣廣播電台」，向台灣全島播音報告台北慘案，號召全民起來抗戰。 陳儀驚慌宣布「戒嚴令」，中國國民黨黨魁蔣介石接報後，隨即在南京廣播，自欺欺人的歸咎於台灣大眾云：「此次兵變，不過是受日軍訓練台灣人，為共黨所煽惑，圖投機取巧⋯⋯」，...